上下左右半包圍結構字？

上下結構的字：草、花、合、各、華、壺蓋、章、魚、堡、壘、婆、全、安、定、金、黃、總、會、員、號、召、帶、魚、竿、架、勢、家、務、實、惠、普、票左右結構的字：話、說、你、倆、呢、吧、你、倆、玩、都、對、嗎、啡、眼、睛、都、睜、動、孩、們.、北、海、路、線半包圍結構：包、句、居、看、著、尾、速、度、過、后、左、右、邊、遠、近、處、座、廁？這、趙、建、房、原、題、庫、存、在、迎、疫、起

一絲一絲的云叫什么？

做高積云，主要由中云高度上穩定而濕潤空氣發生波動所形成。

高積云的云體呈塊狀、片狀或球狀；云塊有時分散孤立，有時聚集成群，排列成行，好象田壟或波浪；云塊常呈白色或灰色，中部較陰暗；云體各部分的透光程度不同，薄的部分能見日、月輪廓，有時出現華和虹彩現象。薄的高積云穩定少變，一般預示天晴；厚的高積云如繼續增厚，有時也有零星雨雪。其類別有透光、蔽光、積云性、絮狀、莢狀、堡狀等高積云數種。

公元330年屬什么？

公元330年是虎年，公元330年出生的人屬虎。天干五行屬金，所以公元330年（庚寅年）出生的生肖稱為金虎。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將羅馬帝國的首都遷移到了拜占庭，并將拜占庭更名為君士坦丁堡。公元330年石勒稱帝建后趙。

后趙（319年～351年）是十六國時期羯族首領石勒建立的政權，共歷七帝，享國三十三年。

群星璀璨人物有哪些？

中華儒商始祖子貢 子貢（前520～前456），衛國黎（今?？h）人，字子貢。他17歲拜孔子為師，深得孔子學說真諦和儒家思想精髓，成為孔門高徒。他不僅為傳播儒家學說做出了突出貢獻，而且開創了戰國縱橫家之先河，還投身商海，成為中華儒商始祖。

首開縱橫家之先河。子貢具有“能言善辯”的先天才能?！妒酚洝ぶ倌岬茏恿袀鳌分姓f：“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由于子貢具有能言善辯的先天素質，他又有“得素衣縞冠，使其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親如兄弟”（《韓詩外傳·卷九》）的外交理想，再加上孔子對他的培養，使他很快成為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取得了一個彪炳史冊的外交勝利。公元前489年，孔子和他的弟子“在陳絕糧”時，孔子派子貢至楚求救，結果是“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后得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貢外交方面的才干，當時有口皆碑。楚昭王說楚國的外交官沒有一個能和子貢相比。公元前483年，齊國的田常作亂于齊，想先出兵伐魯，子貢為免除孔子懷國之憂，自告奮勇出使齊、魯、吳、越、晉等國。他攻心為上，說齊伐吳；投其所好，說吳救魯；設身處地，說越攻吳，鼓動晉侯，備戰吳軍，結果吳軍在攻晉中大敗，臥薪嘗膽的越王勾踐乘勢伐吳，滅了吳國。滅吳三年后，越國稱霸東方。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這一歷史事變：“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p>

經商致富，成為中華儒商始祖?？鬃臃Q贊子貢“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子貢到各國做買賣，往往和“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抗禮”（《史記·貨殖列傳》）。這就是說，他做買賣需要進見諸侯時，各國的君主都以平等的禮節來會見他，可見子貢的富有和聲望達到了什么程度。子貢雖然家累千金，但他“富而不驕”、“富而好禮”，《呂氏春秋》、《說苑》、《孔子家語》等典籍都記述了子貢自己掏巨資，贖回一批魯國奴隸的善舉?？梢?，子貢是一個“愽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的儒商。

極力推崇儒學，使孔子名揚天下。司馬遷說：“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史記·貨殖列傳》）。這就是說，在傳播儒家理論和政治主張方面貢獻最大的，當為子貢。一部忠實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凝聚儒家思想精髓的巨著《論語》里，涉及子貢的記載就達38處，居眾弟子之首。并且有9處為子貢獨立成篇的精辟言論。孔子的學說，由于各種原因，受到一些人毀謗和貶低，孔子本人也常遭厄運，關鍵時刻，子貢總是挺身而出，捍衛孔子的學說，這在《論語》、《孔子家語》等典籍中都有記述。

子貢是孔子周游列國的財力支持者?？鬃勇实茏又苡瘟袊哪辏没旧鲜亲迂曍摀??！翱鬃雍痛笊倘俗迂暽钤谝黄?，至少是子貢做買賣，供給周游列國的孔子和同門”（吳慧：《中國古代商業史》）。沒有子貢財力上支持，孔子周游列國是難以進行的。

由于子貢在宣揚儒家學說上出了大力，所以后人說子貢有“亞圣之德”（《三國志·吳書·諸葛滕二孫濮陽傳》）。歷代封建官府在尊孔祭孔時，也給子貢祭祀和封賜，并對子貢也不斷追加謚號，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黎陽公”，不久又改封為“黎公”。

《左氏春秋》的重要傳人、古文學家賈護 賈護，男，字季君，西漢黎陽（今?？h）人。生卒年月不詳，約生活在元帝初元至漢淮陽王更始年間（前48～前25）。哀帝時待詔為郎，是《左氏春秋》重要傳人之一?！稘h書·儒林傳》載：“傳《左氏春秋》者，本之賈護、劉歆?！?/p>

賈護一生博學多著，弟子眾多，當時全國著名的經學家、嶺南經學始祖陳欽便是其弟子之一。陳欽在西安跟賈護學習《左氏春秋》，成為遠近聞名的五經博士，后來還擔任“新朝”皇帝王莽的老師，官至將軍，王莽許多治軍、治國方略源于賈護的思想。

以仁、孝、忠、厚著稱的桑虞 桑虞，字子深，東晉黎陽（今浚縣）人。父沖，有深識遠量，惠帝時為黃門郎。河間王颙執權，引為司馬。沖知颙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庇菰唬骸稗嫁诫s米，足以勝哀。”

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逾垣盜之。園邊多棘刺，虞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為之開道。及盜出，見道通利，知虞所為，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歡然，盡以瓜果與之。

桑虞宿于旅店，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貍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慚還衣，虞投之不顧。

虞諸兄仕于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于墓側。五年后，石勒以為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不遠，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守劉征甚器重之，征遷青州刺史，請虞為長史，帶祝阿郡。征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國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固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偽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于官。

桑虞為人忠厚仁德、行孝講義的動人故事被收入《晉書·列傳第五十八·孝友傳》，“開道竟還瓜”的典故還被編入古代兒童啟蒙書《聲韻啟蒙》。石趙末年大亂時，他實握青州之權，但他拒絕東晉招誘，不豫亂事。“功名非吾志也”，正表達了其保家護宗、愛國憂民的心愿。“世以此高之”，表明其行為得到世人的贊許。

北齊吏部尚書李構 李構，字祖基，北齊黎陽人，生卒年月不詳。李平孫，將軍李獎長子。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邑郡公，初任開府參軍。東魏武定末為太子中舍人。北齊天保初，降爵為縣侯。后遷譙州刺史，終官太府卿。卒后，贈吏部尚書。

李構品德高尚，很有聲望，名譽遠播。他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為名流所重?！额伿霞矣枴わL操第六》載：“北朝李構，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門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獎，為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宴。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為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

《顏氏家訓》是我國現存古代最早的一部家教名著，北齊人顏之推撰，始作于北齊，成書于隋。李構的故事被載入《顏氏家訓》，給后人留下了千古佳話。

開中國白話詩先河的王梵志 王梵志，一名梵天，衛州黎陽人，生活年代主要在隋至初唐時期，著名白話詩人。

王梵志生平，家世不詳。《桂苑叢談》和《太平廣記》記有梵志“育于林檎樹癭”、“長于林木之上”的神話傳說，又記他生于隋末王德祖家。據胡適、鄭振鐸、張錫厚等人考證，王梵志約生活在六世紀末至七世紀中下葉，享年80有余。他生于殷富之家，幼年時，家有奴婢，生活充裕閑適，讀過儒家經典和詩書。隋末戰亂，家道中衰，僅剩薄田10畝，為生活計，他農忙種田，農閑外出經商。唐初，繁重賦稅和天災，迫使梵志家產破敗，以致窮愁潦倒，被迫做雇工、幫工。他曾做過監鑄官，廉潔奉公，以孟嘗君自律，但任期未滿即被革職。王梵志有五男二女，但子女不孝，使他晚年生活無著，成了“身無一物”的“硬窮漢”，甚至衣不蔽體，食不飽腹，被迫沿門乞討。窮困悲慘的生活迫使他半路出家，50多歲又皈依佛門，信仰佛教，以尋求解脫。但他并非嚴守佛門戒律修行之僧徒，而是四處募化求齋，過著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這一時期是他詩歌創作的高潮，直到80歲左右，他還寫下不少回憶自己坎坷一生的詩篇。

明清以來，王梵志詩漸漸失傳。光緒二十六年（1900），在“敦煌拾瑣”中才發現梵志詩。民國十四年（1925），劉復《敦煌拾瑣》錄王梵志詩一冊。其后，鄭振鐸校錄《王梵志詩》一卷及佚詩16首。國際敦煌學界有不少人研究王梵志詩，但未輯錄成集。1983年10月，中華書局出版了張錫厚校輯的《王梵志詩校輯》。該集依據“敦煌遺書”28種不同寫本及散見于唐宋詩話、筆記小說里的王梵志遺詩，經過點校、考釋，整理匯編而成，收王梵志詩336首。

王梵志的詩幾乎全系五言，翻騰轉折，深刺淺喻，多出人意表，濃郁的民間氣息，厚重的言外韻味，使讀者不由不跟著他歌哭笑怒罵，不能自持。王詩平易暢達，淺顯而時帶諧趣，往往寓生活哲理于嘲戲諧謔之中，寄嬉笑怒罵于瑣事常談之內，俚俗如話，在唐詩中可謂別具一格。其詩雖然沒有其他唐朝詩人的華貴、典雅、工整、清麗，但他的詩深刻、通俗、辛辣、幽默，在唐詩中獨樹一幟，開創了以俗語俚詞入詩的通俗詩派。 它對唐代詩歌的發展曾起過積極的推動作用。皎然的《詩式》、范攄的《云谿友議》、何光遠的《鑒戒錄》、惠洪的《林間錄》、《冷齋夜話》、阮閱的《詩話總龜》、莊綽的《雞肋篇》、計有功的《唐詩紀事》、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陳巖肖的《庚溪詩話》、陶宗儀的《說郛》、楊慎的《禪林鉤玄》等都轉錄有王梵志詩。日本平安朝(784～897)編纂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也著錄了《王梵志詩集》，可見早在唐朝王梵志詩便已流傳到日本。王梵志詩在初唐時已廣為流傳，人謂“白紙書屏風，客來即與讀”，“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佛寺禪門也往往用它“教誡諸學道者”，或“開悟愚士昧學之流”。

唐時，王梵志詩不僅民間盛傳，連大詩人也都受其影響。王維、皎然、顧況、元稹、白居易、杜荀鶴、羅隱等著名詩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以王梵志為代表的通俗詩派的影響。王維《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注云“梵志體”。皎然盛譽梵志詩“外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詩式》）。中唐詩人顧況創作過多首梵志體五言詩。白居易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同梵志詩意旨共通。因此有人認為，唐代白話詩由初唐王梵志，經顧況，到元（稹）、白（居易）得到了發展，逐漸形成通俗詩派。晚唐皮日休、聶夷中、杜茍鶴、羅隱等進一步發揮了通俗詩的批判作用。佛寺禪門詩人更直接受梵志詩的影響。著名詩僧寒山、拾得、豐干等寫下許多梵志體詩歌。尤其寒山，更是步梵志后塵，許多詩從內容到形式皆承梵志衣缽。宋代仍有許多人模仿梵志體寫詩?！墩f郛》卷七有一詩，不僅模仿梵志手法，甚至直襲梵志原句。江西詩派陳師道、曹祖等也曾搬運梵志詩句。黃庭堅恭維王梵志：“是大修行人也?！狈冻纱笄擅畹亟栌猛蹊笾尽扒暾{”、“鐵門限”和“土饅頭”的詩句，寫下“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的名句。此句后被《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引用。

神機妙算的軍事家徐懋功 徐懋功（李勣）(594～669) 隋唐軍事家，諸葛亮式的“智多星”。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唐高祖賜其李姓，后因避太宗諱，單名勣。祖籍離狐（今山東東明東北），在黎陽（今?？h）成事起家。隋末，徐懋功隨農民軍首領翟讓在瓦崗起義。曾獻策出兵滎陽、梁郡（今河南商丘西南），在汴水奪取往來船只物資，使起義軍的供給得到解決。李密任瓦崗軍首領后，他建議襲取黎陽倉,壯大了起義軍力量。瓦崗軍失敗后歸唐,鎮守黎陽（今?？h）。唐武德元年(618)任黎州總管府總管。歷任行軍大總管，開府議同三司知政事、兵部尚書、仆射、司空等職，封英國公。

李勣在其戎馬生涯中，能謀善斷，有杰出的軍事才干。他每次行軍作戰，“用師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币蚨诠鐤|突厥，平定薛延陀，征服高麗等重大軍事戰役中，都取得了重大勝利，唐太宗曾極口稱贊他“古之韓（信）白（起）、衛（青）霍（去病）豈能及也”。上元元年（760），唐肅宗把他與李靖一起，譽為歷史上十大名將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廟。

寧陽縣志，明，清，時期的人物？

黃恩彤(1801—1883)，原名丕范，字綺江，號石琴，別號南雪。寧陽縣蔣集添福莊人，出身于耕讀之家、書香門第。祖父黃尚璨，字繡琳：“喜讀書，為文典雅有體裁。乾隆初應童科，郡試第一，旋入庠，補增廣生，有名黌序。時泰安名儒于瑄方假館南泉精舍，聚徒講授，尚璨負籍往從之游。

覃精三載，悉傳其學……中年遽卒，士論惜之”

[①]；父親黃宗皋，字翹元，天資英敏，學業優秀，府縣考試名列前茅，因系家中唯一男丁，為生計放棄科舉，力耕持家，并親自督促二子學業，常以明朝忠臣楊繼盛名言教育晚輩：“我讓人，毋使人讓我；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黃恩彤5歲跟其兄恩澍入塾讀書，過目不忘，有神童之譽。15歲縣試第一，道光二年（1822）中舉人，道光六年(1826)成進士，從此走上仕途。 一、施政有方的官場能吏 1826年，26歲的黃恩彤被任命為刑部主事（六品）。他潛心律學，迅速表現出過人才干，刑部尚書陳若霖對其非常器重。當時有戶部偽照、銀庫截餉、邪匪傳教三大疑案久拖未決，牽連數百人。黃恩彤被指派審理這三個案件。他出手不凡，“搜抉弊端，指擒首惡，窮治黨與，次第論如法。其株連無辜悉縱遣之，一時翕然稱平允”

[②]，令人刮目相看。接著被選充提牢，掌管刑部監獄；又改任專司修訂頒行法律的律例館提調，十余年間查辦了大量疑案。其間曾一度出任熱河都統理刑司員，清廉自守，執法嚴明，“卻翁牛特蒙古公賄，黜其爵”[③]；“佐理三載，蒙民悅服。代歸，送者絡繹過廣仁嶺，謝遣始去”；還多次隨朝臣閣老赴江蘇、安徽、浙江等地俯察民情，懲治污吏，政聲斐然。累遷刑部郎中（五品）。 科舉選人歷來被朝廷視為頭等大事，鄉試主考官多由朝廷信賴的翰林、內閣學士擔任。黃恩彤因學養深厚，卻得破例膺此重任。1839年，出任順天鄉試同考官[④]，首次參與科考事務；次年（1840），即被委任為廣西鄉試正考官，因選才得人，頗受朝野稱贊。隨后外放江南鹽巡道（四品）。當時江淮一帶鹽政松弛，走私猖獗，梟匪充斥。黃恩彤精心治理江面，“嚴覈水程，遴委干員，于出江過境鹽船不時抽查，起獲商私數十萬斛[⑤]，稟請嚴辦”，使江南鹽務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清明治理。因政績突出，不到一年即被任命為江蘇按察使（三品）并代理南京政務。 黃恩彤自幼接受儒家傳統文化教育，懷抱“修齊治平”理想，以其才干，如生逢康乾盛世，未始不能躋身臺閣，出將入相。但時當中國面臨前所未有大變局的晚清，其命運便不可避免地隨時代變遷而浮沉。 二、進退維谷的外交使者 19世紀4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攜工業革命雄風，發展蒸蒸日上。歐美列強為擴大商品市場，爭奪原料產地，加緊殖民侵略，中國周邊國家和鄰近地區陸續成為其殖民地或勢力范圍。中國也成為其侵略擴張對象。而這時的清廷君臣還固守著類似“同心圓”的世界觀念，以為自己的“天朝大國”是世界中心，其下為臨近藩屬國，又其下才是更遠的蠻夷之國。他們把與外國貿易作為對蠻夷的恩賜，甚至認為外國人沒有中國的茶葉、大黃等商品，就會消化不良、腸胃生病。落后的政治制度和生產方式，尤其是長期的閉關鎖國政策，使統治者不可能正確認識自己和認識世界，因而在對外交往中格格不入，動輒失策。1840年1月，林則徐根據道光皇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遠斷絕和英國貿易，以為這樣就可以永絕鴉片之患。英國則不肯放棄其在華利益，并企圖謀求更大利益，由此引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道光皇帝在戰與和之間舉棋不定，多年廢弛的邊防更是不堪一擊。結果英人在一年多時間里，以有限軍隊連克廣州至天津多處戰略要塞。1842年2月，英軍攻破長江門戶吳淞口后溯江而上， 7月21日，鎮江全城慘遭焚掠。8月4日，兵臨南京城下。黃恩彤臨危受命，成為與英人談判的主角。 本來，朝廷派出與英人交涉的有伊里布、耆英、牛鑒等一品大員，但這些要員們卻放不下欽差大臣的架子，只是派黃恩彤偕侍衛咸齡前往談判。談判結果，是簽訂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黃恩彤此前雖從未涉足洋務，但對當時事態之嚴重性及道光皇帝意旨自然是清楚的。簽訂城下之盟，本身就是屈辱的事。而然大局已定，已無力回天，他只能在力所能及范圍內為大清王朝爭取利益，“在諸如是否加蓋皇帝印璽、戰后賠款、英軍占領定海、鼓浪嶼、招寶山等問題上與英人力爭。今天看來所爭問題有些舍本逐末，但體現出黃恩彤在強敵面前的過人膽識，與朝廷大員的唯唯諾諾相比，他勇敢地爭取國家利益，迫使英國作了一定程度的讓步?！盵⑥]《南京條約》簽訂后，英國軍隊仍然騷擾民眾，黃恩彤“親赴夷船，囑夷酋禁約各夷，勿得滋擾百姓，酋即命將炮位兵械悉運回船，其占據之民房，概令退出，并禁各夷無事不許登岸，沿江居民始得稍安”[⑦]。 黃恩彤的出色表現當時不僅贏得了朝野稱贊，也獲得談判英人的較高評價，他們贊揚黃恩彤“是中國最重要的將要起來的政治家之一……他同外人接觸，不卑不亢，恰如其分，和其他中國人頗不相同”[⑧]。 《南京條約》條款只是一個框架，黃恩彤隨后被調任廣東按察使，繼續處理善后事宜。稅率與商行談判是黃恩彤發揮外交才能，盡最大努力維護清廷利益的外交實例。針對英人裁撤公行的要求，黃恩彤對上司伊里布提出兩套方案：一是裁撤公行，把原來的正稅及各項附加費用一并歸海關征收，每年海關收入可增加3倍；二是保留公行，將出入口大宗貨物稅額逐件加增，冷僻貨物逐件議減，其所增之數百倍于所減之數。黃恩彤認為，關鍵不在于公行是否存在，而在于實際操作過程中的貿易壟斷。這顯然是看到了問題的實質。正像西方學者后來指出的：“主要的變革并不在于帝國的舊稅率方面，而是在于要努力掃除深深植根于廣州貿易中的撈外快和收小費等一整套敲詐勒索制度”[⑨]。由此可以看出，黃恩彤當時已隱約認同了先進的自由貿易思想。 1844年12月18日，黃恩彤在致港督戴維斯的信函中，對英人收銀(賠款)清而不想退還質當(舟山、鼓浪嶼)的意圖給予了揭露與抵制。在其堅持下，舟山、鼓浪嶼按時復歸，避免了中國領土的進一步割讓。 黃恩彤在談判中的表現受到道光皇帝的贊賞。兩年中，他由觀察使升任布政使，再升廣東巡撫，躋身二品大員，成為封疆大吏。他“因俗施治，擇要興除。粵省地處海疆，民風頑悍，盜劫、拜會、打單、搶掠等案，層見疊出。恩彤統籌全局，寬備緝捕經費，嚴定賞罰章程，選派文武，設法督同地方官，廣布線目，兜截搜拏，陸續擒獲林大眉、黃悟空、陳昌基、劉亞贃、盧亞音等巨盜數百名，盡法懲治，匪徒震懾，農商獲安。弊革而吏不驚，事集而民不擾，清而不激，嚴而不苛，政績丕著?！盵⑩]但在此前后，英人入城與粵民反入城的斗爭卻使他心力交瘁，并最終因此遭受了重大挫折。 黃恩彤認為不應該簡單抵制英人進入廣州城。他收集了各種外方情報，認為英人對廣州的要求主要是通商而非有領土要求，而“通商于彼此有利”，“粵之所以富甲諸省者，為通商也，實通洋也，即通夷也”[11]。黃恩彤反對容易失控的“以民制夷”，認為這種方式簡單粗暴，容易造成沖突，要求人民正確看待各國自由通商，因為“今勿論我閉關絕市，即使彼忽然斂舶而去，羊城無業之若干萬人從何安頓？”[12]這一觀點說明他從當時實際出發，已經認識到中外之間經濟上互相依賴的關系，改變了傳統朝貢貿易體制下“天朝施恩于外夷而許通商”的觀念，從國計民生兩方面肯定了中外通商是東南沿海不可缺少的經濟活動，證明其經濟思想已走在時代前列。 黃恩彤不支持反入城斗爭，但明確反對英人用武力強行入城。當英國公使德庇時帶兵進入廣州要求交出同英人沖突的粵民時，黃嚴詞拒絕：“以禮進城，地方官尚可曉諭紳民酌量妥辦；若以兵進城，更有何說？但和議從此決裂、貿易從此禁斷，不知何人任其責！”迫使德庇時不得不退出廣州。在此期間，廣州民眾多次與英人發生糾紛，黃屢屢照會英領事，要求“在兩國交往中，必須不偏不倚……必須約束英國商人，使其勿使用暴力，任意壓制別人”[13]，使英人放棄了強行進入廣州的做法。在中英沖突一時難以圓滿解決之際，黃提出允許英人兩年后進城，作為緩兵之計。與此同時，他積極加強邊備，以閑置官銀貸給商人生息以備調撥，為炮臺與兵船籌備錢糧，并勸紳民捐銀在九龍修筑石城和衙署炮臺以御敵。赴香港談判時，黃在港逗留二十余日，對英炮臺設置有初步了解，后在《上督部祁公論粵東炮臺戰船書》中，分析英海軍和我水師差別，強調以我之長攻敵之短。后來有學者論述黃的意見是正確的，但當時未被采納[14]。黃恩彤曾上書道光帝：“該夷現雖就撫，一切駕馭之方，與防備之具均不可一日不講，但當示以恩信，妥為羈縻，一面慎固海防，簡練軍實”[15]，建議實行兩手準備。可見黃并非一味把國家安全寄托在通商上，而是主張以通商為主，以軍事準備為后盾，以期逐步扭轉被動局面。多年后，黃回憶這段經歷，自稱其間“千回百折，直至心力交瘁”[16]；時人梁廷楠也評價黃在廣東“相與委屈調停，事事彌縫，不使稍生釁隙”[17]。梁是當時廣東人民反入城斗爭的領袖之一，能這樣評價對反入城斗爭并不支持的黃恩彤，一方面反映了梁的胸懷和客觀態度，另一方面也足見黃恩彤的苦心經營。 此時朝中主戰派又占上風，黃恩彤對反入城的態度引起部分士紳反對，受到朝臣彈劾。不久，他監臨文武鄉試，又因“疏請年老武生給予武職虛銜”，被道光帝斥為“違例”，經吏部嚴議“褫職”（撤銷其廣東巡撫職務），仍協助耆英辦理洋務，不到一年又以同知（五品）起用。[18]1848年8月，黃恩彤因與當政官員徐廣縉、葉名琛政見不合，兼之其兄病故，遂請求回鄉奉養雙親，1849年3月返回寧陽。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黃恩彤曾奉旨隨耆英去天津議和，到達時條約已簽，隨即返鄉。后來，他把辦理洋務的經歷及文稿撰成《撫遠紀略》一書。在該書序言中，他對自己與西人交涉的總結是“剛柔迭用，操縱互施，雖有時俯順其情，要未敢稍失國體”[19]，其成敗得失，為中國近代外交提供了有益借鑒。《清史稿》評論洋務官員時指出：“籌邊大計，朝廷無成算，則膺封圻之寄者為益難”[20]，指出當時外交被動主要責任在于朝廷和戰無定，使位居封疆、參與洋務的官員很難措置，持論還算公允。 三、情系桑梓的布衣紳士 1849年3月后，黃恩彤長期在故鄉隱居。其間對寧陽做出了多方面貢獻。 首先，情系民生，關注農業生產。黃恩彤深知：寧陽“既乏商賈之利，亦亡林澤之饒，所賴以養生者，惟力田耳?！倍鴱那∧觊g開始，人口迅速增長，“耕者止此數而食者倍，入者止此數而出者倍” [21]，人民生計必然出現問題。作為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黃恩彤一向重視經世致用之學，因而對農業生產給予高度關注。對新引進的農作物品種，如甘薯、花生等，他都持熱情歡迎態度，認真研究其栽培技術，并寫成詩詞《沁園春·落花生》、《水調歌頭·甘薯》，大力幫助推廣，使其盡快普及。對寧陽歷史上曾經有過、后來衰落或失傳的農作物或產業，黃恩彤也甚為關注，并盡力促成其恢復生產。早在秦漢時期，寧陽就有植桑養蠶的傳統，但大約自晉朝南渡之后，這一產業就衰落下去。黃恩彤對此十分痛心。為重振家鄉桑蠶生產，他從明代農學家王禎的《農政全書》里輯錄了有關植桑養蠶的詳細資料，編成《蠶桑錄要》一書，向農民散發，使桑蠶業在寧陽逐步恢復起來。生姜也是寧陽傳統的經濟作物，后來種植者漸少，以致當地人吃姜要從南方購進。寧陽齊家莊人、監生齊沐清從《論語》中孔子“不撤姜食”受到啟發，認為當地應適合生姜種植，在寧陽種姜獲得成功，黃恩彤對此大為贊賞，專門寫了《水調歌頭·姜》幫其推廣。此外，凡是可以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計的作物品種引進和種植技術進步，黃恩彤都以極大熱情給以關注。如杞柳是用于條編的原料，清代引入寧陽，黃恩彤就寫了《沁園春·杞柳》，介紹其淵源、用途，向農民推廣，充分表現了其情系桑梓、關注民生的情懷。 其次，聯村筑堡，力保一方平安。咸豐至同治年間，安徽一帶捻軍起事，幾次侵擾山東。黃恩彤兩次奉命督辦團練，抵御捻軍。他從歷史上“即悍如樊崇、石勒，猶為壁壘之民所困”受到啟發，首創聯村筑堡之法，實施堅壁清野，使捻軍無法擄掠，只得繞境而過。光緒五年版《寧陽縣志》記載說：“寧陽村堡，實稟廟謨堅壁清野之策，始自添福莊，其后諸村效之?；蛞淮逡槐?，或數村共為一堡，漸至雉堞林立，聲勢聯絡，一切守御之具悉備。有警則入堡共守，賊退則各勤其業。不惟野無荒田，亦且戶鮮逋賦，計無便于此者?！盵22]黃恩彤也因此被賜予三品頂戴。此舉固然有維護清朝統治的作用，但對保護寧陽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維持社會安定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兩修縣志，整理地方文化。黃恩彤回鄉后，適逢縣令陳紀勛欲重修《寧陽縣志》，遂委托黃恩彤為總撰。黃對此舉大力支持，投入巨大精力。修志工作從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開始著手，至咸豐元年（1851）五月編定，次年（1852）問世。此版縣志凡二十四卷，計三十萬言，事增于前而文省于舊，布局結構有較嚴密的內在邏輯[23]，基本吸收了當時流行的綱目體和紀傳體的優長，橫排門類為綱，下設編目記述。在體裁上，述、志、傳、圖、表、錄綜合運用，基本接近現代志書的完備體裁。以大手筆作地方志，資料選取很見功力，語言亦準確精練、平易樸實，尤其論贊中有許多精到見解。綜合來看，該志不僅堪稱寧陽舊志之首，也是山東地方志中的精品佳作。時隔三十年后，黃恩彤已79歲高齡，又于光緒五年（1879）對縣志進行續修，增補了三十年間新的資料，使《寧陽縣志》更臻完美，為保存寧陽歷史文化資料、述往事思來者提供了一套寶貴的文獻。 此外，黃恩彤還寫了大量鄉土內容的詩文。這些詩文，有的歌詠家鄉的山水名勝，如《彩山賦》、《古槐歌》、《八景詩八首》、《古剛城》等，抒發對家鄉的摯愛之情；有的考證辨析寧陽的歷史文化遺跡，如《寧陽、龔丘兩故城說》、《汶陽說》、《成郕辨》等，使寧陽歷史上若干懸而未決的疑案有了可信服的結論；有的記述當時寧陽出現的義舉善行，如《汶渡船橋記》、《重修剛城、石梁各堰碑記》、《茅莊創修石橋并修復官路碑記》等，借以引導人們關心公益、形成良好風俗。這些詩文，均曾傳誦一時，在寧陽深入人心，并發揮了積極作用。 四、著作等身的碩學鴻儒 黃恩彤學養深厚且閱歷豐富，又中年回鄉專心著述，撰寫了了大量詩文和專著，成為著作等身的一代鴻儒。 咸豐十年（1860），黃恩彤時年六十，將平生所作文賦、詩詞重加校勘，親自謄寫抄錄，著成《知止堂集》。其35—50歲間作品集為13卷，為正集；50—60歲間作品集為6卷，為續集；又外集6卷；另有飛鴻集4卷，余集1卷；秋聲詞1卷；飛鴻集文1卷。據作者自序：“至于奏牘另有專鈔，制義頗已梓行，是集概不登載，非敢出而問世，將以存諸家塾，俾后之未遽廢學者，知余從事于此，至老不倦，庶乎動其勸學之心，而勿墮綴文之業，敝帚之譏，所不敢辭?！奔性娢拇蠖计綄嵶匀?，不事雕琢，可從中了解其宦海行蹤與心態活動，是研究黃恩彤及相關歷史的重要資料。歌頌寧陽山水的名篇《彩山賦》被置于卷首，不難看出其對家鄉的熱愛之情。 同治九年（1870），黃恩彤年屆70，著成《鑒評別錄》60卷。該書對大量歷史事件及人物等予以點評，見解頗多獨到之處，此書及作者的《兩漢史斷》（6卷）、《三國書法》（10卷）、《讀史漫錄》（20卷）等均為重要的史學著作，也是作者學術修養深厚的直接體現。 光緒元年（1875），黃恩彤75歲，又手錄70歲以后所作詩文為1卷，取劉禹錫“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詩意，名之《余霞集》。時黃恩彤已鄉居25年，飽覽了世事變遷、人世滄桑和戰爭離亂。由于長期在民間生活，對民生疾苦及胥吏貪虐多有了解，其中所收《采料謠》、《催租隸》、《南村有老民》、《兩生》等詩文，均為關心民瘼之作。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黃恩彤居鄉期間，關心農事，并撰寫、整理了大量與農業生產有關的著作。除前文提及的《蠶桑錄要》5卷及部分詩詞外，還有《去螣必效錄》2卷及《河干贅語》7卷。前者是一部滅蝗專著。當時寧陽一帶連年旱蝗，為害甚烈。作者曾親自參與捕蝗，并悉心搜集整理民間治蝗經驗撰成此書。在自序中，黃恩彤記載說：“是役也，余躬身其間，目睹情狀。周咨田父野老，于利弊曲折，知之頗悉，因于暇日條例事宜，筆之于書，厘為二卷，名曰《去螣必效錄》，聊備他日倉卒之用。夫效未可必也，試之果效則必之耳。此書大旨，務在勸民自捕蝗蝻，庶幾簡易迅速，不致遷延遺患。一切官辦成法，概置勿道。雖卑之無甚高論，留心民事者或亦有取于斯乎！”作者關心農事，專門總結推廣民間治蝗經驗，力促農民組織自救，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后者是作者敘述歷代飼養鵪鶉之法及其源流之作，說明其對農民多種經營都給予關注，這對一位傳統文人來講，是難能可貴的。 黃恩彤其他著作還有《名宦傳》2卷、《離騷分段約說》1卷、《憩亭詩稿》1卷、《使粵詩草》1卷、《忘余詩草》1卷、《大清律例按語根源》104卷、《稀齡追憶錄》4卷及續1卷，以及主編的《寧陽縣志》、《滋陽縣志》。直到晚年，黃恩彤一直手不釋卷，筆耕不輟，這種勤勉的治學精神對寧陽后學有深遠影響。 光緒八年（1882），黃恩彤重逢鄉舉（中舉人滿60年），清廷賜予鹿鳴宴，賞還二品頂帶。次年，卒于鄉里，終年八十三歲。 在寧陽文化史上，黃恩彤是一位承前啟后的重要人物。他繼承了先秦至清代古圣先賢的思想文化遺產，是寧陽歷史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有身逢社會巨變、親手辦理洋務的經歷，是寧陽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先驅。他的大量著作，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學和學術價值。長期以來，由于極左歷史觀占統治地位，曾參與簽訂《南京條約》的黃恩彤被加以“賣國官吏”的惡名，其多方面的成就和貢獻被完全忽視，甚至成為研究的禁區，顯然是有失公平的?；謴推錃v史本來面貌，并全面整理挖掘其豐富的文化遺產，是當代學人、尤其是寧陽后學的責任。 [①] 清光緒十三年版《寧陽續志·篤行》。 [②] 清光緒十三年版《寧陽續志·黃恩彤傳》。以下引自本傳者不再加注。 [③] 《清史稿·黃恩彤傳》。 [④] 據《欽定科場條例》卷八《鄉試考官》，清朝各省鄉試除朝廷委任的正副主考之外，另設同考官若干名參與組織考試和閱卷。 [⑤] 斛，音hù，中國舊量器名，亦是容量單位，一斛本為十斗，南宋后改為五斗。 [⑥] 金鑫《黃恩彤與<南京條約>的善后處理》，《歷史教學》2005年第2期。 [⑦]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上海書店2000年版第118頁。 [⑧] [美]費正清等《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07頁。 [⑨] 《劍橋中國晚清史》，第243頁。 [⑩] 《寧陽續志·黃恩彤傳》。 [11]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頁。 [12]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145頁。 [13] 廣東省文史研究室《鴉片戰爭史料選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06頁。 [14] 茅海健《近代的尺度》，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83頁。 [15] 《清史稿·黃恩彤傳》， [16] 黃恩彤《撫遠紀略·序》，濟南國文報館光緒元年（1875）版。 [17] 梁廷楠《夷氛聞記》卷五，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3頁。 [18] 《清史稿?黃恩彤傳》， [19] 《撫遠紀略·序》。 [20] 《清史稿·列傳》第一五八， [21] 咸豐版《寧陽縣志·風俗》。 [22] 《寧陽續志·村堡》。 [23] 參見黃恩彤撰《寧陽縣志·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