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為什么被稱為租界？

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這個條約規定清朝要五口通商，上海是五個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開埠。

1845年11月29日，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與上海道臺宮慕久談判，雙方簽訂了《上海土地章程》，也稱《上海租地章程》。根據這個章程，劃定東面到黃浦江，南面到洋涇浜，北面到李家場，也就是今天的延安東路到北京東路之地。次年，又議定西到現在的河南中路為界，共830畝面積的地方，作為英國人的居住地，這就形成了英租界。每畝地年租金為1500文銅錢。當時規定，英國人可以在租界里建立自己的居民點，在那里租地建房、辦產業，將其作為一個通商的口岸。

1846年，英國人組建道路碼頭委員會，作為租界的市政組織、管理機構。到1848年11月，英租界面積已經擴大到2820畝，西面到今天的西藏路，北面到蘇州河。

1854年7月11日，租界當局召開租地人會議，修改《上海土地章程》，將原先的道路碼頭委員會改組為工部局，并由工部局組建巡捕房。從此，工部局就成為租界的最高市政機構。

美租界是1848年設立的，起初并沒有正式劃定地方。到了1863年6月，美國駐上海的領事和上海道臺劃定了它的界址。因為當時美租界劃的地方很大，但里邊沒什么工廠、碼頭，空地很多，而英租界里面人口多，土地也貴。所以同年9月，英美雙方商量把兩個租界合并，因而美租界的存在時間很短。到了1899年，合并后的英美租界的面積達到33503畝，正式定名為“公共租界”。之后租界當局又想出花招，向清政府提出要越界筑路，就是把租界里的道路一直延伸修筑到租界的外面，比如虹橋路。筑了越界道路后，租界當局又提出要保證道路的管理治安，把警察派到這條道路，然后找借口把這條路及路旁邊的地劃為他們的地方，這又變相擴大了租界的占地面積。雖然在法律上這不是租界，但很多事情都直接歸租界管。

越界筑路地區的房價一般要比租界里面的便宜，治安和市政管理往往都是租界管的。因為租界的管理比華界好，所以，中國人也喜歡利用越界筑路地區。比如魯迅在上海居住的地方，就屬于越界筑路的地方。他從家里步行沒多遠，進入四川路就是租界了，但他住的地方不是租界。包括左聯活動的場所，好多都是越界筑路的地方。這些地方的特點是，房子質量不錯、房價比租界里面的便宜，治安由租界來管理，有什么事進入租界比較容易。上海有些紅色文化地標也設立在這樣的越界筑路地方，因為在這里有些事情租界管不到，又便于與華界和外界聯系。

就這樣，公共租界在3萬多畝面積的基礎上，實際上控制的地方要更大，包括今天的楊浦、虹口、黃浦、靜安等區。這些地方有的全部是，有的部分是，英租界、美租界合成的公共租界所占的地方比法租界大很多。

法國人不甘落后。在1849年4月，法國駐上海領事就用跟英國人同樣的方式，獲準設立了法租界。它的最初面積是986畝，后來經過多次擴展，到1914年，法租界面積達到了15150畝。當時的上海縣城外面就是法租界，再往北是公共租界，從蘇州河邊上西藏路以東，一直到虹口、楊樹浦。那時的上海出現了一個奇怪的格局，叫作“一市三治四界”，即一座城市有三個管理機構——華界、公共租界、法租界，華界又分為南市與閘北。

租界是清政府把土地租給外國人居住、經商的，中國人不可以隨便入住租界，但可以進入租界做買賣，這叫“華洋分處”。最初的幾年里，租界和華界相安無事。到了1853年，上海發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就是小刀會起義，它改變了上海租界原先“華洋分處”的狀態。租界里面本來是不準華人租房租地的，由于小刀會起義爆發，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有大批華人遷入租界，其中不少是富人，有資產，租界當局很樂意留下這批華人。1854年，英、美、法三國領事修訂《上海土地章程》，在租地人大會上通過了《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確定租界范圍為原來的3倍，華人租地可直接呈報各國領事并轉上海道臺查核，默許華人租地。從此，華人可以合法地在租界里面租地、建房、居住。于是，就有了以后第三次修訂《上海土地章程》，在工部局里增設華人董事席位，簡稱“華董”的后續。

上海開埠以后，只有過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公共租界這4個租界。同時存在的或是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或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從來沒有其他租界。現在有的影視劇或是書籍中提到的“日租界”是錯誤的，日本從來沒有在上海正式設立過租界。造成有日租界這樣誤解的原因是：當年在上海的日本人大多數聚集在虹口，加上一些日本人橫行霸道，租界當局奈何不得，這就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認為這里是日本人的租界。其實除了英美法3國，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在內，根本沒有租界。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隊占領接管了公共租界。因為中國參加了反法西斯同盟，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下，1943年，中國與美英兩國簽訂了新的條約，美、英放棄在華的治外法權，將租界交還給中國，投降了德國的法國政府也宣布把法租界交還給中國。所以，租界實際上到1943年就不存在了。當然，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履行租界的收回法律手續，是在抗戰勝利以后。

中國的第一個黨章是誰在什么時候寫的？

李漢俊起草。1922年7月第一部《中國共產黨章程》

1922年6月，中共黨員人數已經由中共一大時的50余人發展到195人。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有所增加，在宣傳、群眾運動等方面的工作，也有了明顯進展，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次高潮。這些情況的出現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制定出符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明確綱領和適應黨組織發展需要的正式黨章。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現靜安區老成都北里7弄30號）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出席大會的有中央局成員、黨的地方組織的代表和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回國的部分代表。他們是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等12人。

鑒于中共一大期間曾遭到法租界巡捕破壞的教訓，中共二大采取了較為嚴格的防范措施。大會以小型分組會為主，盡量減少全體會議的次數，每一次開會都要更換地點。大會共進行了8天，舉行了3次全體會議。會后，除了按規定將有關文件送到莫斯科共產國際外，為了更好地宣傳和貫徹黨的代表大會精神，中共中央還印制了小冊子，將大會通過的黨的章程和9個決議案收錄其中，分發給各地黨組織傳達貫徹。

作為中共早期全國21名工人黨員之一的張人亞也獲得1本。他所保存下來的這本小冊子就是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獻。張人亞，原名張靜泉，“人亞”是他參加革命后自己改的名字。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白色恐怖籠罩上海。張人亞冒險專門回了趟浙江寧波老家，將珍藏的一批黨的珍貴文件和資料交由父親張爵謙保管。張爵謙想出了“衣冠冢”的“苦肉計”，編了個“不肖兒在外亡故”的故事，把這些文件資料藏進空棺，埋入墓內。從那時起，張爵謙孤守著這個秘密。新中國成立了，兒子仍沒有回來，已過八旬的他挖開墓穴，打開棺材，將包括二大黨章在內的這批珍貴文件資料取出交給了黨組織。據《紅色中華》報記載，張人亞1932年12月23日病故于由瑞金赴汀州的路上。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部正式黨章，共六章二十九條。該黨章規定了嚴格的入黨手續，主要是為了從組織制度上保證把確實具備黨員條件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因此，入黨時，須有黨員介紹，并要經過逐級上報的審查手續。這對防止投機分子和不夠條件的人入黨，是十分必要的。對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黨員的質量標志著黨政治上的先進性和組織上的純潔性。降低質量去追求數量，只會產生嚴重的后果。可貴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提出積極發展黨員的同時，絲毫沒有忽略黨員的質量問題。朱德入黨的事情就是一例。1922年8月下旬，朱德懷著極大的期望和孫炳文來到上海的閘北區，在一幢房子里，他們見到了陳獨秀。當時，朱德以為只要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就會被接受。然而，見面后的談話使他大失所望。朱德坦誠地向陳獨秀陳述了自己的經歷，懇切地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而陳獨秀卻拒絕了，并對朱德說，要加入共產黨，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并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對于當過高級舊軍官的人來說，還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朱德在后來的回憶中說：“那些日子真難過，我感到絕望、混亂。我的一只腳還站在舊秩序中，另一只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但他沒有放棄追求真理的信念及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9月初，朱德離開上海赴歐，10月到達德國柏林。10月下旬，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周恩來在柏林住所接待了朱德。在傾聽了朱德陳述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后，周恩來表示愿意介紹他和孫炳文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他們的入黨申請沒有得到國內批準之前，可以接受他們為候補黨員。11月，周恩來和張申府介紹朱德、孫炳文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根據工作需要，朱德的黨員身份對外保密。我黨第一部正式黨章的產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標志著黨的創建工作的最后完成。從此這個年輕的政黨有了自己的立黨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為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