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闡釋了六經皆史理論的史學家是誰？

六經皆史，謂《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經皆為中國古代史書的一種主張。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是將這一命題深入闡發和系統整理的集大成者。他認為，著史如果不切合當時人事，便沒有資格談論史學。他說：“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于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r 章學誠使用“六經皆史”的觀點來糾正重經輕史的弊端，反對當時“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學風。極力主張“史學所以經世”“作史貴知其意”等治學態度，提出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思想，并且建立了較為系統的歷史學及目錄學理論。由于他的學說與當時的正統學說不合，所以直到晚清才得以傳播。\r 章學誠把闡發史意作為最高宗旨，與當時的學術背景有密切的關系。自從清代初期的顧炎武開創考據學派之后，清政府采取了高壓與懷柔相結合的文化專制政策，到了乾嘉時期，醉心于考據的學者們終日埋頭典籍，不問世事。章學誠認為，這是從無本空談的極端又走到了過分證實的另一個極端，所以對考據學風應當有所引導。\r 章學誠的“六經皆史”理論提倡發揮治學者的主觀見解，作文以表達自己以史意為宗旨，對于矯正時下不良的學風有積極的作用。

為何漢宣帝死后西漢衰亡如此之快？

漢宣帝被后世的歷史學家稱為“中興之主"，其統治時期也被稱為”孝宣中興“。

　　劉向甚至還稱贊漢宣帝時期：

　　政教明 ，法令行，邊境安，四夷清，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于太宗(漢文帝)之時。

但這只是當時社會狀況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當時西漢統治集團存在深重的弊端，豪強勢力的發展和農民大規模的流亡，一直沒有得到有效地制止，所以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比如土地兼并，其實比漢文帝時嚴重得多。

　　膠東、渤海等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根據史書的記載，起義的農民軍是進攻地方政府，放出牢里的囚犯，把商人和官僚、小諸侯的財物據為己有。

　　攻官寺，篡囚徒，搜朝市，劫列侯。

　　就連漢宣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當時人民生活大多貧苦，盜賊泛濫，治安混亂。

　　民多貧，盜賊不止。

　　漢元帝時，西漢王朝可以說是大勢已去。農民在“鄉部私求，不可勝供"的情形下，依然是“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

漢元帝為了懷柔關東豪強，消除他們蠢蠢欲動的反心，甚至把漢初以來遷徙關東豪強充實關中陵寢地區的制度也放棄了。

　　儒生京房和漢元帝的這段對話很能說明問題。

　　京房：陛下視今為治邪?漢元帝：亦極亂耳，尚何道!

　　漢成帝時，西漢王朝走上了崩潰的道路。史書記載漢成帝實行暴政。

　　大興徭役，重賦斂。

　　這時候，外戚王氏權傾天下，實際上控制了西漢政權。

　　皇帝的舅舅王鳳、王商、王音、王根兄弟四人和王鳳的侄子王莽相繼任職大司馬大將軍，王氏封侯者多達九人，朝廷中的重要官吏和很多地方的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的門下。

　　外戚貪賄掠奪最為驚人。紅陽侯王立在南郡占墾草田幾百頃，連貧民開辟的熟田也在占奪之列。王立把這些土地高價賣給國家，得一億錢。

　　外戚在漢元帝時勢力還不是很大，資財過千萬的人還很少;他們后來家財上億，良田萬頃，住的豪宅可以媲美皇宮，都是在成帝、哀帝在位時，短期內暴斂的結果。

　　其他官僚也大多以權謀私，大占良田。

　　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價，它財物稱是。

以上文字記載就是當時的丞相張禹的財產情況。

　　漢哀帝寵臣董賢得賜田二千余頃，董賢死后家財被斥賣，所得的錢竟達43億之巨。

　　商人的勢力也開始抬頭。成都的羅裒，臨淄的姓偉，洛陽的張長叔，京城長安和附近諸縣的王君房、樊少翁、王孫大卿、樊嘉、摯網，都是資財巨萬的大商人。

　　羅裒除了壟斷巴蜀鹽井之利以外、往來長安、巴蜀之間，以大量資財賄賂外戚王根、寵臣淳于長，官商勾結，橫行鄉里。史書記載是：

　　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

　　漢成帝即位不久，今山東、河南、四川等地陸續爆發了農民和鐵官徒的暴動。

　　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有東郡茌平(今山東茌平)候毋辟領導的暴動。

　　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有潁川(郡治今河南禹州)鐵官徒申屠圣等領導的暴動。

　　鴻嘉三年(公元前18年)，有廣漢(郡治今四川梓潼)鄭躬等的暴動。

　　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有尉氏(今河南尉氏)樊并等和山陽(郡治今山東金鄉)鐵官徒蘇令等的暴動。蘇令領導的暴動經歷19郡國 ，誅殺長吏，奪取庫兵，聲勢最大。

漢哀帝時，西漢王朝的危機更加深重。

　　師丹建議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擬定了一個辦法，規定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30頃為限;占奴婢則諸王最多不超過200人，列侯、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為吏。這個辦法損害了當權的外戚官僚的利益，受到他們的集體反對，最終無疾而終。

　　在官府和地主的雙重壓迫下，底層的廣大農民生活十分困苦。

　　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 。

　　這樣的形勢下，農民只能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反抗暴政。

　　漢哀帝在農民起義的威脅下，荒唐地采納了陰陽災異論者的主張，企圖用“再受命"的方式來挽救西漢王朝的統治危機。他自己改稱“陳圣劉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將"。這種自欺欺人的行徑，除了暴露了統治者絕望的心情以外，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