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普魯士對于德國的意義？

東普魯士是現代德國的起源地，也是德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對于德國人來講，無論是在文化上、還是在心理上、又或是經濟地位以及戰略位置上，方方面面都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在某種意義上來講，東普魯士甚至可以認為是德意志帝國的龍興之地。

但二戰后，東普魯士被蘇聯人占領，從此脫離了德國的懷抱，直到現在都沒有回歸。而德國人雖然對東普魯士的分離充滿了傷痛和不舍，但在1990年德國統一的時候，德國人卻最終宣布放棄對東普魯士的領土訴求，從法理上放棄了收回東普魯士的權力。

德國正是以這種以退為進的做法，讓其他國家放棄了顧慮，贏得了美蘇英法等國的支持。就這樣，德國終于如愿以償的實現了統一，為國家的復興和重新崛起打下了基礎。如今德國已經成為歐盟經濟的領頭羊，并借助歐盟這個平臺不斷提升影響力，儼然成為了歐盟的老大。德國人放棄東普魯士，是一種無奈，但也是一種智慧。

清朝衰落的原因何在？

清朝衰亡其原因是無外乎是經濟，人口，糧食，軍事，革命，科技，人文，教育，外交，交通等等各個方面的落后導致！以下我詳細分別講下供您參考！

清朝是我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軍入關一直到辛亥革命的勝利，清王朝延續了二百多年的歷程。在這二百多年的歷史中，清朝有其重要的傳統文化，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從康熙皇帝開始，廢三藩、平叛亂、定北疆、清朝政，穩固了大清的政權，社會局勢安定下來，經濟獲得充分的發展，社會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國力空前強盛。到雍正時期，經濟繼續穩步向前發展，在商品化的經濟往來中，資本主義萌芽正緩慢地發展。但是這時仍是以家庭為單位、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乾隆時期，清朝國力達到了最強盛的時期，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的繁榮景象。但乾隆統治晚期，也是清朝國力下滑的起點。

乾隆后期，清王朝的衰敗向來被理解為中央集權的衰微和地方總督權力的擴大。這時期清王朝衰敗的形象反映為政府官員的敲詐盤剝、追求私利和腐敗無能，所有這些都促進了群眾性的叛亂活動。那么，清王朝的康乾盛世的景象為什么一下會造成這種衰敗的局面呢？其根本原因就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阻礙了經濟的發展，這種封建的生產關系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但是，清王朝衰敗的原因還有很多，如：嘉慶皇帝即位之初，重要的大事是鏟除和珅一派的勢力。除此之外，還面臨著一個更重要的困難，這就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組織能力所完全不能解決的潛在的復雜的社會問題，其中的中心問題就是資源與人口的比例失調。

人口的壓力及其后果

不言而喻，晚清和近代中國社會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人口的增長。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末白蓮教起義時為止，這一長時期的國內和平階段中，中國的人口翻了一倍多，從一億五千萬增加到了三億多。僅在1779年到1850年間，人口就增長了35.6%。所以在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的前夕人口已達到四億三千萬左右。

從明代以來，中國人口增長的比例就已被食品生產所趕上。由于各地區之間的移民，又由于在新開發的土地上種植從美洲移植過來的新食品——甜薯、玉米和花生。因而，新墾植土地面積的增加使得增長的人口能夠投入生產，更多的人口也意味著有更多的人力可用于雙季稻的精耕細作之中。這種耕作制度在18世紀末就已經明顯地開始感到了它的報酬在減少。

因為這時在水利上增加人力的效益似乎已經達到了它的頂點。更重要的是，人口對于土地的壓力是非常明顯的，在一些邊遠地區的人口也呈現飽和狀態。例如：富饒的四川盆地在18世紀就吸收了大量的外來移民，早已人滿為患。在多山的湖南西部，外來移民在1795年與當地的苗族爆發了嚴重的沖突。廣西的河谷地帶是廣東東部客家在18世紀移民的地方，這里的土地競爭也很激烈。

清朝中后期人口的增長，這是由清代社會和制度的特點決定的。如果說人口的增長對農民生活的影響最終是毀滅性的，那么，它對政治制度的影響也同樣嚴重。在這時期政治生活中，各級官吏激烈地進行競爭，以謀求升遷和保全官職。這樣就使人員流動升遷的正常機制落后于人口的增長這一事實。

另一方面，文化人的生產過剩，不論是政府公職的法定數額，也不論科舉的名額，都沒有按照人口的增長速度而增長。另外，清代實行捐監制度，即為榮譽學銜和實授公職舉辦捐納，政府不斷地用這種辦法開辟財源。但捐納制度顯然不能充分地滿足人們希望得到這種優越社會地位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出售功名和官階使適合做官條件的人數增加。因而實際上加劇了對有限官職數量的壓力，這在某種意義上就突出了仕途升遷道路顯然不足的狀況。

這樣，官吏中普遍存在著冗員閑官，政府機構行政效率低下，原來一人做的事，現在需很多人去做。如果這一估算大致不差的話，吏役階層在18世紀時期大大地繁衍了。

人口的大量增長，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壓力，人均土地面積的減少，資源短缺，同時，人們為了謀求生計，他們不得不尋找出路，這樣就給政府部門帶來了很大壓力。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的話，就可能造成社會動亂乃至農民起義。如果政府機關要解決這些人口過剩問題就要分擔出一部財力、物力、人力。而政府本身冗員充斥，這樣，政府就會越來越腐敗，以致于清王朝日益衰敗。

教育制度與社會晉升之路

清代的晉升之路主要是教育和文官考試制度。明代多數的教育機構都是私人辦的，到清代這些機構逐漸變成官方的教育機構，到雍正時，一系列的書院受政府之命建立起來，由國家給予支持，在這種教育體制下，越來越多的有才能有見識的人開始對這種教育體制產生了熱情。一方面，地方書院建立后，學生可以離開本鄉本土求學，這無疑在更多的人口中培養了上進發跡的愿望。

起初，這種教育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學生人數增多了，學術空氣更加濃厚，思想界的氣氛活躍起來。但是不久，這種體制的弊端越來越暴露出來，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存在庇護制。官官相護，而靠真才實學的中舉之人往往無官可做，甚至閑置。同時越來越多的生員，他們在低級科舉考試中中了榜，但在攀登高級考試時因名額有限而被擯棄。其原因就是這種庇護制。這種庇護制有它傳統的社會關系根源，這種社會關系主要表現為親屬關系和同鄉關系。

在學界和官場上，教育和考試制度也維系著同樣的庇護人和被庇護人的關系。在這里，上級就是先生，下級就是學生。先生不僅包括學校中的先生，也包括政府官員，即考試與會試中的主考官以及各省的提學。在非私人的制度中挽進私人關系，這一趨勢在社會交往中的各個方面都有所表現。這種趨勢在行政和公務中被認為是發揮效率的潛在障礙，而從最壞的方面說它被視為腐化的根源。當然，這種關系是中國官場的通病。從根本上剔除這些是不可能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它們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圍內，而不是制止它。

19世紀是教育腐敗的時代，這正是因為它與官場風氣聯系太緊的緣故。由于老師是庇護人，而門生是被庇護人，也就明顯地包含有政治義務在內。當然，政治關系的確立可以通過向要得到其恩寵的人送禮，并自稱為其“門生”的方式，達到自己在仕途上成功的目的。所以，教育體制中存在的腐敗現象嚴重阻礙了正常的官員晉升之路，真正有才能的能勝任某一定官職的人不能到位，而一些靠捐監或庇護制得來官職的人久居高位。久而久之，致使學界和官場日益腐化墮落，政治也越來越黑暗。

貨幣制度與稅收制度

19世紀初年，庇護制體系泛濫的影響是隨處可見的。這個體系的潤滑油是錢，其結果導致各級官庫乃至國庫出現虧累。虧欠問題在19世紀20年代是使官吏們全神貫注的當務之急。

由于各級官吏的貪污腐化，墮落成風，造成了國庫的虧空。在當時庇護制的情況下，官吏們不會因為帳務虧累而受到處分。特別是在和珅集團倒臺后，各級官吏為了彌補自身的虧空，加緊了對人民更大的剝削?？h官們尋求各種途徑搜刮百姓的錢財，設法彌補他們的財政赤字。巡撫削減縣官們的“養廉”來彌補自己的虧空。這樣層層的剝削和克扣，最終把所有的財政負擔轉嫁給了廣大的人民百姓。而清代的稅收制度更加適應了這種剝削制度。

雖然說每個省區必須上繳給中央的稅收已經固定，但地方政府中的開銷征課的附加稅已經制度化，并且變成了稅收制度的無限制的擴張部分。這種附加稅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我們都知道，從明代以來，就已經廣泛實行把租谷和勞務折算成銀兩的辦法。這種趨勢意味著，實際的稅率很容易被官方所操縱。因為他們只要把折合比例變得有利于收稅者而不利于納稅者就行了。通過這種操縱，人們交付的賦稅要比原來正常交納的定額高出好幾倍。另外，不少官吏通過操縱價格和換算比例，低價收購谷物，以彌補倉庫中的虧損。

在當時的貨幣經濟的條件下，這種非常規的敲詐勒索行為日益盛行，原因之一就是農民非常支持它。那么為什么說農民支持它呢？主要是因為農民以種地為生，而當時谷物的價格長期上漲。當時清政府在對外貿易中長期處于出超地位，白銀大量流入內地，造成谷物等農產品的價格長期上漲。這就刺激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同時，農民獲得的收入足能夠支付得起日益增加的稅收。所以，官吏們操縱著稅收比率和低價收購谷物彌補庫虧的現象日益流行，長達幾十年。然而，價格上漲的這種現象是不可能一直持續的。

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這時的農產品價格又開始下降了——當然這種價格的下跌也跟白銀的輸入有關。在那種歷史時期，中外貿易已經開始有鴉片的輸入，白銀大量流出國外。這種收支不平衡迅速地破壞了稅收和商業。銀和銅的比價中，銀的價值迅速上升。這使幾乎所有社會集團都身受其害，惟獨一些投機、兌換商人和高利貸者除外，因為農民用銅錢或谷物交納賦稅，但官吏上繳時用的是銀兩。所以，實際的稅率取決于需要多少銅錢或谷物折算成定額的銀兩數目。

由于白銀越來越稀少，因而它與其他貨物相比就貴了起來，結果使實際的稅率上漲，從而使小土地所有者陷于絕境。在這種另人絕望的情況下，農民簡直沒有辦法能夠交足銀兩定額及其附加稅。由于人民缺乏通貨和實際稅率上升的反應，于是在19世紀40年代爆發了大規模的抗稅運動。特別是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抗稅的形式多種多樣，從打官司、集體請愿到暴力行為，無所不有。騷動有時導致公開造反，甚至占據城市。

但這些抗稅運動都沒有用反清作為其運動的口號，在當時貨幣混亂的情況下，這種抗稅運動的目標是模糊的，因其領導人是一些地方的生員、監生等地方小名流。他們的傾向性取決于現存的國家制度。所以，他們的政治觀點是矛盾的。因此，這些運動沒有產生過持久的抗議傳統。但是，他們進一步分裂地方社會，加深了人民對清代官僚政治的憎恨，增加清王朝衰敗的因素。

漕運的危機

漕運是清政府京師糧食供應的重要來源之一，它有著專門的制度和主管部門。它的最高長官稱為“漕運總督”，漕運總督之下設省一級的漕官，擔負漕米之省各設一人。這些漕官直接向漕運總督負責，漕官則監管征集漕米的工作，其人員大部分為非官制人員，他們中的多數由居住在運河邊的世襲船戶“旗丁”所組成。漕運這個龐大的體系是這樣運行的：各省的漕官負責在各省內征集糧米，在漕運總督的監控下，由這些“旗丁”沿著京杭大運河運回京師，以供應京師糧食之需。

漕運這一體系關系著京師乃至中國北部人口糧食的充裕與虧空。如果漕運不及時，京師就會出現糧食危機，時間拖延一長，就會出現大規模的糧食暴動。所以，漕運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漕運這一關系著國家命脈的體系在晚清時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

在嘉慶時代，這個龐大的漕米機構內部，各級組織人員人浮于事。尤其是“旗丁”階層，原來是世襲船戶，一種非正式的官員，他們依靠這種職業，領取固定的收入。由于他們人數的增加，“旗丁”階層中的許多人不能領取他們的合法的、賴以生存的世襲田地。此外，漕運制度越來越依賴被稱為“水手”的那種被雇傭的游民勞動階層。這些人取代了曾經作為漕運制度支柱的“旗丁”，他們需要在自己的工錢之外索取租米中的自己的一份小費。在嘉慶時代，“水手”人數增加了兩倍多，同時，官場中又有許多靠庇護制候補官員聚集于這一體系領取薪餉。所以，這一切引起了糧價費用的增加，加劇了糧民的負擔。它的一個結果是漕米逐漸的商品化，因為，地方官吏被迫從一些私商手中以高價購買稻米，來彌補他們的定額。而各級官吏層層貪污，從而使一次漕運的費用大大增加。

在1803年之后，漕運制度已露出千瘡百口的苗頭，于是有人提出使用海運來代替漕運。出現這一提議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客觀原因：就是運河體系的自然困難條件，這種自然困難來自嚴重的土壤侵蝕和華北平原定期泛濫所引起的泥砂。到十八世紀末，黃河河床提高到了危險的高度，威脅著岸堤，結果使黃河在1853年發生了改道。黃河多年的淤泥改變了運河的蓄水狀況。致使黃河渡口的積砂和整個運河的河床本身無法調節水位。時間一長，勢必誘發洪水災害。這不僅影響了漕運，而且也威脅了京師的糧食供應。雖然，政府每年都大量撥款治理河道，但是，只有一小部分是做了正經用途，其余全部落入私人腰包。

這樣的關系這國家命運的漕運體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清政府真正衰敗了。

綜上所述，清王朝由盛而衰是歷史的必然，其衰敗的根本原因，就是當時的封建的生產關系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正當清王朝衰敗之際，西方的歐美工業國家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商品經濟的足跡已經進入了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的萌芽在中國已經有緩慢的發展，而原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經受不起商品經濟浪潮的沖擊。

乾嘉時期，清政府正當人口最多的時期，人口與土地、資源的矛盾日益暴露。人口的壓力越來越大，如果解決不好這個問題，后果勢必會釀成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另一方面，學術界和官場中，日益腐敗，貪污成風，在庇護制的保護下的晉升之路已被阻塞，使真正有才識的人不能真正地報效國家。這樣，擯棄了大量對國家發展有用的人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同時，也使人們喪失了報效國家的信心。而清統治者雖然也為緩解社會危機作出了一些改革，如嘉慶改革，但其成效微乎其微。改革成績甚微更加助長了一些官員的貪污腐敗的氣焰。

鴉片的輸入、白銀的外流、漕運的危機、貨幣制度與稅收制度的混亂，各地的農民起義不斷發生，這都是對清王朝的發展不利的。清政府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遏制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的發展，使中國更加封閉，以致于夜郎自大的清王朝看不到西方國家先進的東西，釀成以后戰爭中不斷地挨打的局面。所有這一切交織在一起，使清王朝發生了急劇的轉變，由原來的盛世的景象迅速地轉到衰敗的局面。